淮剧

      淮剧，又名江淮戏，流行于江苏、上海和安徽部分地区。清代中叶，在江苏盐城、阜宁一带流行着一种由家民号子和田歌雷雷腔、栽秧调发展而成的说唱形式门叹词，形式为一人单唱或二人对唱，仅以竹板击节。后与苏北民间酬神的香火戏结合，称为江北小戏。之后，又受徽剧和京剧的影响，在唱腔、表演和剧目等方面逐渐丰富，形成淮剧。早期淮剧以老淮调和靠把调为主，唱腔基本是曲牌联缀结构，未采用管弦乐器奏。

     1930年前后，戴宝雨、梁广友、谢长钰等人，又在香火调的基础上，采用二胡伴奏新调，因二胡用琴弓拉奏，故名拉调。1912年，何孔德、陈达三等把淮剧带到上海。何叫天又创出连环句唱调，进一步丰富了自由调。淮剧的传统剧目：早期有生活小戏《对舌》、《赶脚》、《巧奶奶骂猫》等，大戏“九莲十三英”(即《秦香莲》、《蓝玉莲》等9本带“莲”字的戏和《王二英》、《苏迪英》等13本带“英”字的戏)和《白蛇传》、《岳飞》、《千里送京娘》、《状元袍》、《官禁民灯》等。新时期以来，以上海淮剧团为代表，以《金龙与蜉蝣》为标志，都市新淮剧的旗号在戏剧界引起很大凡响。徽戏班社进入境内之后，香火戏常与徽戏同台或合班演出，名曰徽夹可。鉴于香火戏的乡音土调颇受广大群众喜爱，于是一些徽戏艺人先后转入香火戏行列，香火戏亦因此得以大量吸收徽戏艺术成就而发展，表演从只唱不做到开始注重一引、二白、三笑、四哭等表演程式。另由于吸收徽戏武功，与其原有武术、杂技相融合，其间还出现了一些以武戏见长的演员。在大量引用徽戏剧目的基础上，淮剧剧目逐渐有了九莲、十三英、七十二记之雏形。

      到十九世纪60年代初，香火戏基本摆脱附属于巫觋活动的性质而独立。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苏北发生特大水灾，部分艺人来到上海，主要以拉洋车或在码头扛包谋生。民国初年，艺人韩太和、何孔德等在斜桥江北大世界等地，用筷子击盘，坐唱演出，称为搭墩子。后又演出于苏北人集中的三合街、太平桥、长安路、定海桥、大连湾路等地。1914，骆步蟾、骆步兴、吕凤安、武旭东来沪，做香火(即僮子)，唱街头戏，继而发展到拉围子(用布拉成围子，观众在围子里看戏)售票演出。此时在坐唱的基础上有了简单的化装表演。不久，出身于梨园世家的何孔德，经艰苦创业有了衣箱，并吸收了流散在沪的部分艺人组合成班，为剧场演出创造了条件。当时，人们称这种演出为江淮戏。淮剧的唱腔音乐属板腔体，以[淮调]、 [拉调]、[自由调]为三大主调。[淮调]高亢激越，诉说性强，大多用于叙事。拉调委婉细腻，线条清新，适用于抒情性的场景；[自由调]旋律流畅，可塑性大，具有综合性的表现性能。围绕三大主调而派生出来的一些曲调，如一字腔、叶字调、穿十字、南昌调、下河调、淮悲调、大悲调等，以及从民间小调演化的[蓝桥调]、[八段锦]、[打菜苔]、[柳叶子调]、[拜年调]等，都有各自表现性能的辅助曲调。各种曲调共一百多个，其主调的调式调性相近，基本为徵调式、商调式、羽调式三种类型，并均有完整的起、落板与丢、接板的结构形式，它们又和淮剧特有的伴唱锣鼓相连。在声调的发展上，随表现内容的不断更新，淮剧的流派唱腔也出现了纷呈并茂的繁荣景象。早在淮调和〔呵大咳〕形成阶段(甚至在香火戏阶段)，因为语言等因素，主体曲调就有东、西路派系之分。东路唱腔富于旋律，音调纯和；西路唱腔近似口语化，短促强硬。

      建国后，流行在江南的淮剧以自由调为主体贯串发展，清新明快；而苏北的淮剧，仍然保持以淮调、拉调为主要发展线路的做法，乡土气息甚浓。不少有成就的淮剧著名演员，从这些不同声腔体系中创造新腔，如筱派(筱文艳)、马派(马麟童)的自由调，李派(李少林)的拉调(闪板)，何派(何叫天)的拉调(叠句、连环句)等。淮剧的伴奏乐器、管弦乐有二胡、三弦、扬琴、笛、唢呐等，打击乐器有扁鼓、苏锣、铙钹、堂鼓等。打击乐在香火戏锣鼓基础上吸收麒麟锣、盐阜花鼓锣等民间锣鼓演变而成，现有[起板锣鼓]、[十字锣]、[蓝桥锣]、[磨坊锣]、[散板锣]、 [掼板锣]、[慌锣]和配合身段表演的[清江谱]等。淮剧表演上素称能时、能古、能文、能武，由于曾与徽剧、京剧同台演出，所以它较多地吸收了两个剧种的表演程式， 同时又保持了民间小戏和说唱艺术的某些特色，如以唱功见长等。武打受徽剧影响较深。徐长山演《滚灯》，头顶一叠碗(最上面一只碗盛油点灯)钻桌上凳作劈叉、倒立、乌龙搅等动作；其它如耍盘子、耍火流星、耍手帕、踩木球等杂技，也大多从徽戏吸收而来。